部分高校取消“大类招生”:回归初心,还是教育新起点?

牛乔飞(重庆大学)

近年来,大类招生政策在我国高校招生体系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变革。作为一种为学生提供缓冲期的招生模式,大类招生曾被寄予厚望。然而,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这一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教育部也在2023年明确要求严格规范大类招生行为。高校纷纷调整政策,部分院校甚至取消了大类招生,转而恢复传统的按专业招生模式。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是对大类招生实践效果的反思,也是对学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再探索。

大类招生的初衷是给学生提供一段时间的自由选择,让他们在入学后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的专业,从而做出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选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政策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以山东工商学院为例,该校在2024年取消了大类招生,将原先的公共管理类、经济学类等四个大类拆分为15个具体专业进行招生。这一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认识到大类招生在分流阶段可能导致学生被迫选择不感兴趣的专业,从而影响其学习积极性和未来发展。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山大学。这所知名高校曾在2021年设置了18个大类,覆盖了66个专业。然而,大类招生带来的专业分流问题,使得部分学生在分流时被调剂到冷门或不熟悉的专业,导致他们的学习热情骤减,负面情绪滋生。这种状况不仅偏离了大类招生的初衷,也促使学校反思,并最终决定取消这一模式,回归按专业招生。

教育部的政策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2023年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教育部明确提出,除非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分流方案,否则不得开展大类招生。这一规定不仅是对高校招生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学生权益的保护。现实中,一些高校将大类招生视为提高录取分数线、吸引生源的手段,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需求和未来发展。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亟需纠正。

尽管如此,大类招生的取消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教育改革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该校在调整招生政策时,创新性地将大类招生调整为“以学院为单位的小大类”,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专业选择路径,还推出了宽松的转专业政策,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机会在大学期间探索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这种灵活的政策设计,体现了高校对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的高度重视。

取消大类招生的背后,还涉及到高考制度的改革。随着新高考政策的推行,学生在高中阶段的选课和未来专业选择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一背景下,取消大类招生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对新形势下教育模式的一种积极调整。如何在新高考制度下,为学生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专业选择方案,是当前高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取消大类招生的高校并未停止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江西财经大学取消大类招生后,为在校生提供了两次转专业的机会,且在转入专业时设定了一定门槛,以确保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专业适配度。这种灵活且人性化的政策设计,既保障了学生的选择权,又避免了因专业调剂而导致的教育资源浪费。

综上所述,高校取消大类招生,不仅仅是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思,更是对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需求的回应。在这个教育改革的关键节点,如何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为学生提供更多元、更灵活的发展路径,仍是高校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只有在不断反思和调整中,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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